哪里才是“闽一中”

林国清/文 吴国棋/图

我的母校叫“闽侯第一中学”,简称“闽一中”。教导主任吴衡均说,学校与福州一中同源,都是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闽浙总督许应騤遵旨创办的“全闽大学堂”。总教习为清光绪十一年(1885年)进士叶在琦,在“正谊书院”设“正斋”。

内迁改名

第二年,清廷公布《钦定高等学堂章程》,全国只设京师大学堂一所,各省会改设为高等学堂。于是“全闽大学堂”改为“全闽学堂”,不久又改称“福建高等学堂”。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,叶在琦病逝,由“全闽师范学堂”监督陈宝琛兼任“福建高等学堂”监督,校址迁“凤池书院”。

总教习也好,监督也好,都是现在的“校长”。民国元年(1912年),“福建高等学堂”改名为“福建省立第一中学”,因校址在福州,简称为“省福中”。抗战时,“省福中”内迁,其中的初中部迁闽清县。抗战胜利后才回迁闽侯县的南屿镇,改名曰“福建省闽侯中学”,简称“省闽中”,不久又改名“闽侯第一中学”。这一段历史,成了“闽一中”的光荣和骄傲。

“萌芽”诞生

我是上世纪50年代考进“闽一中”的。那时正值迁址到闽侯县城门乡三角埕的时候。但校牌还没有挂出来,不知道为什么,我们还仍然称是“省闽中”的学生,其生源来自福州市区和附近的郊县:有福清县的、长乐县的、闽清县的、永泰县的、连江县的,但最多的当然是闽侯县的。

郊县的学生都比较勤奋和朴素,他们不但上课的时候认真听讲,课外更是能积极参加各种文体活动。比如说,学校举办有各种的文学讲座,还举办有各种征文竞赛。文艺的气氛很活跃。有一次,听完讲座后,一个叫张春生的同学,心血来潮,串联了同班的几个同学,商量要组织一个文学兴趣小组,名称都定下来了,就叫“萌芽文学兴趣小组”。那时候北京有一刊物叫《萌芽》,很能够吸引我们的眼球。因此,大家都同意了。成员有4人,除了张春生外,还有我、张寰(团支部宣传委员)、陈厚(团支部组织委员)。没选组长,但张春生出力最多。他不但负责联络,还负责草拟计划、催写稿件、组织评稿、推荐文章等,因此我们进步都很快,心情也很愉快。

真是“恰同学少年,风华正茂”。有一次征文竞赛,在早读的时长,现场限时写“闽一中的早晨”,我和张寰都得了一等奖。于是,我在学校里,慢慢有了一些名气。以后张春生、张寰考进北京大学中文系,陈厚考进北京地矿学院。我与张寰还经常有书信往来。他开玩笑说:“北大的女生比粮食更紧张呢!还十分留恋在‘闽一中’时的日子。”但不久传来的消息说,不知道怎么来怎么去,他“一不小心”就成了全国近代著名文学家郭先生的女婿,以后在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担任了几十年的编辑,大校军衔。后来,郭先生病逝,我果然在《人民画报》里,看到郭先生全家遗属的照片里有张寰的身影。

“萌芽”历险

“省闽中”也好,“闽一中”也好,其实就是同一所学校。虽然刚刚迁校,才建有一座教学大楼,但周围的环境很美,比如说那一座山叫城门山,山顶有鳌顶峰、魁星石、飞来石、金鳌抱蛋、牛石奇象、金箱玉印、江风山月、泉石烟霞、岩屏、石障、龙冠井、自成桥、龙溪夜月、白云禅寺、文光宝塔和郑湜故居等胜迹。宋开禧年间郑靖《城门山》诗刻:“城山正在江之中,江外回环山万重。我从此山发天秘,一拓无尘山色浓。”宋朱熹题刻有“自成桥”三字。那时山上种有许多桃树,初春时节,桃花盛开,满山遍野,我们就称这山叫“桃花山”,结伴到山上温书,也写有不少诗歌。

当时,学校的政治气氛也很浓。浓得差点要把“萌芽”扼杀了。原因是张春生的那一本写有“萌芽”成员名单、宗旨、计划和习作的笔记本,被班主任“缴获”。班主任大惊,以为“萌芽”是反革命组织,立马报告校长。校长也立马召集紧急会议,并派出专人进行一段比较漫长的内查外调。但查来查去,查不出一个“反”字的内容。最后不知道是哪一级领导的特别关爱,大事化小事,小事化无事,让我们“有惊无险”了一回。于是,我们的“萌芽”才能在以后的日子里,在自由、广阔的天空下萌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几十年的时长,弹指一挥间。由于福州区划的调整,闽侯县治迁址闽侯县的甘蔗街道,闽侯一中也随着迁址甘蔗街道。原三角埕的“闽侯一中”,改为“福州城门中学”。按学校源流的前世今生论,今甘蔗街道的“闽侯一中”是原来三角埕“闽一中”迁来的,是我们的母校。但今三角埕的“城门中学”是原来的“闽一中”改名而成的?教室也好,操场也好,都是旧时的模样,也当然是我们的母校。因此,无可厚非,我们就有了两个母校。2001年,位于甘蔗街道的“闽一中”举办百年校庆,三角埕的“城门中学”也举办百年校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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